当沉重的职业理想与柔韧的生命相遇，焦虑、抑郁、悲观、迷茫这些与幸福反向的感受怎样影响着作为精英阶层的他们，并进而影响高级经理人群体的命运？
改革开放35年，开始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进一步转型和挑战。不是业主但却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群体——高级经理人成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商业和社会平台的简单搭构下，他们迅速崛起、日渐庞大、备受关注。他们手握企业资源的调动大权，同时却也不得不承受因此而带来的责任。
2013年11月，《财富》（中文版）联合北京易普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连续第十年开展全国性的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工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积极配合，最终共回收有效数据1,618个。本报告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试图帮助读者对中国高级经理人群体的整体状况有一个更具体深入的把握。
中国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显示，最近3年内，高级经理人中感受到较大压力的人数比例呈增长趋势，2013年有77.2%的高级经理人面临高压力的困扰。
一般认为，职业经理人的压力状况跟他所处的职位应该是成正比的。但我们发现，中层管理者是感受到最高压力的群体。他们感到自己始终是一群处于次要地位的打工者。虽然当资本与知本博弈时，资本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对于高层或中层管理者没有区别。但相比而言，中层管理者是一个更确切的夹心层，受到上级绩效要求和调动协调下属的双重压力。
是动力，还是摧毁力？
2013年春，消失于公众视线也远离企业管理一年之久的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在《杨澜访谈录》上进行了一次“成功者的告白”。“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张朝阳说，“焦虑、抑郁，……精神上常常处于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之中。我跟团队说我不能工作了，必须去解决我的问题。”在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的时刻，他激流勇退，去美国找心理医生、大量阅读心理精神类书籍，尝试在东方哲学中寻找自己焦虑的原因。
2013年度中国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显示，高级经理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率为1.3:1。这是一个整体失衡的状态，也被心理学家认为是情绪低落的状态。
著名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经大量研究认为，当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低于2:1时，通常个体状态更容易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疲惫等；而当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时，则通常能极大程度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整个人也表现得积极高效、充满活力。因此，高级经理人群体的幸福感亟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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